1983年国务院出台的“110号文件”,将技术装备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如此条件下,我国的装备制造业保持了较高增速,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而同时,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重要零部件仍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改变,国产化仍任重道远。
1983年国务院出台的“110号文件”,将技术装备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如此条件下,我国的装备制造业保持了较高增速,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而同时,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重要零部件仍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改变,国产化仍任重道远。
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考察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这家老牌企业时指出,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装备制造的国产化,一直是我国孜孜以求的目标。1983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又称“110号文件”),30年过去了,装备制造业已形成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然而,与拥有数百年工业化历史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基础仍然很薄弱。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装备制造有了一定基础,具备了制造重大技术装备的能力,但一些核心技术和重要零部件仍然受制于人,装备制造的国产化仍任重道远。
面向国计民生
装备制造被称为“工业之母”,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起步晚、底子薄,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所需的成套设备大部分依靠进口。
为改变这一局面,国务院在1983年出台了“110号文件”,将技术装备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之下,我国装备制造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突破。1983~1993的10年间,我国累积研制了50多套重大技术装备,开展了1100多个科研攻关课题,确保了7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和技改项目的建设。北煤南运、三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工程,都是在此期间建成运行或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于装备制造的发展继续给予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先后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装备制造均位列其中。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装备制造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全行业工业总产值从2000年的1.44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38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5%以上。
从装备制造各行业来看,在输变电设备方面,我国已经研制成功了世界领先水平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建成了世界第一条百万千伏的特高压交流示范线并投入商业化运行。水电方面,三峡的26台70万千瓦水轮机是世界上最大的机组。工程机械方面,我国涌现出了徐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大而不强
虽然30年来我国装备制造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欣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现装备制造的国产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首先,我国装备制造虽然产值位居世界首位,但却大而不强,在一些重要零部件的发展方面仍然滞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在一次会议上将此形象地概括为“壳可以做,心脏的东西我们做不了”。
分行业来看,我国海洋工程装备的大多数配套设备、大型工程机械所需的30兆帕斯卡以上的液压件等均需要进口,航空工业所需的发动机、机载设备、原材料和配套件的配套能力也比较差。
“在关键零部件上受制于人,价格上就比较难做。此外,在产业安全上,也容易遭受战略性侵害。”中工联创国际装备制造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背后,是我国装备制造创新能力的匮乏。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过去30年来,虽然国家出于国防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一些重大的技术装备方面取得了突破,但在制造业的基础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方面却并不尽如人意。
“如果没有坚实、雄厚的发展基础,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很难提升上去的。”谢友柏说。
这一点在中小型的制造企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谢友柏对记者说,他和中小制造企业的接触比较多,发现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很匮乏,很多都靠别人给技术才能够生产。
“有时候去这些企业参观,我想看看实验室,但整个参观路线走完了,也没看到实验室在哪。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很多企业把产品出厂检验的车间当做了实验室。”谈及此处,谢友柏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在谢友柏看来,产品创新需要设计,设计需要知识,而这些企业所欠缺的,正是知识的来源与积累,以及获取新知识的资源。
构建开放创新体系
那么,中国装备制造业应该如何通过创新,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首先是关于开放创新体系的构建。谢友柏表示,从国际上的发展经验来看,创新总是从“点”上产生的,比如汽车领域的创新,往往是改进发动机的某一些零部件,或是润滑油里面的某一种添加剂。这些创新大都来自中小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是专门做这个的,他们发现了矛盾,努力去解决,才有可能找出新的解决办法,从而产生了创新。”
张武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和《中国科学报》记者谈到丰田汽车的案例时表示,丰田汽车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采用了“大平台”的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丰田汽车不是给供应商下达任务,而是和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让渡一部分设计的权利给供应商。
通过这一做法,丰田汽车可以将一些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而供应商也能在这一合作模式下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品牌、设计能力等方面均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张武看来,这一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此外,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是要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谢友柏指出,“两弹一星”这种举全国之力进行科技攻关的模式,有其作用和价值,但不是所有行业、所有领域的突破都需要和能够采用这样的模式。面对这一问题,谢友柏提出了知识资产的概念,认为应该大力发展知识服务业,来推动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
“国家应该制定一个政策,每个科研项目完成以后,都要拿出一到两项成果,去做知识服务,从而提高我国装备制造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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