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

都江堰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15.2℃，年均降水量近1200毫米，年均无霜期280天。这里四季分明，夏无酷暑，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为24℃左右，平均最高气温仅28℃。冬无严寒，最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为4.6℃，平均最低气温在1℃左右。 ^[1]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

都江堰风景(2张)

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关于都江这一名称的来源，《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李白在《蜀道难》这篇著名的诗歌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的感叹和惨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的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国多雨地区。发源于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南麓，分为东源和西源，东源出自弓杠岭，西源出自郎架岭。两源在松潘境内漳腊的无坝汇合。向南流经四川省的松潘县、都江堰市、乐山市，在宜宾市汇入长江。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133,500平方公里。平均坡度4.83%，年均总水量150亿m3左右。全河落差3560米，水力资源1300多万千瓦。

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都江堰以上为上游，以漂木、水力发电为主；都江堰市至乐山段为中游，流经成都平原地区，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

都江堰(3张)

组成都江堰灌区；乐山以下为下游，以航运为主。岷江有大小支流90余条，上游有黑水河、杂谷脑河；中游有都江堰灌区的黑石河、金马河、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下游有青衣江、大渡河、马边河、越溪河等。主要水源来自山势险峻的右岸，大的支流都是由右岸山间岭隙溢出，雨量主要集中在雨季，所以岷江之水涨落迅猛，水势湍急。

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成都平原的整个地势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而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

都江堰的创建，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战国时期，刀兵峰起，战乱纷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中国尽快统一。适巧，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时名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相司马错语)。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 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

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

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华阳国志·蜀志》），保证了大约300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 天府之国。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

为了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 作三石人，立三水中 ，使 水竭不至足，盛不

都江堰(25张)

没肩 （《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 和 肩 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这说明早在23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管理灌溉工程中，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堰流原理。在都江堰，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 （《华阳国志·蜀志》）， 二在渊中 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1、宝瓶口的修建过程

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之所以要修宝瓶口，是因为只有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流向东边，才可以减少西边的江水的流量，使西边的江水不再泛滥，同时也能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那里的良田。这是治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

2、分水鱼嘴的修建过程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修建者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

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它沿岷江河雨顺流而下；东边称为内江，它流入宝瓶口。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这样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而当洪水来临，由于水位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走，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

3、飞沙堰的修建过程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的情况，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在李冰的组织带领下，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一历史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制定了施行至今的岁修制度。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 在天师洞旁有一颗古银杏树，要七八个大汉才能把它围住，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极其罕见，据说这个古银杏树是张陵亲手种的。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1833-1905)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1872年，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1941年，黄炎培到都江堰选定城东郊丰都庙为校址。翌年暑假，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为教学实习准备条件。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为学校制定“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学校提倡“手脑并用”的学风，注重学生思想修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建立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0月交由灌县地方接办。

1942年清明节，四川省政府及灌区14县官员齐集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典礼由当时正住在灌县的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堰前先在伏龙观祭祀李冰，向李冰神像顶礼膜拜。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乘轿直赴二王庙祭祀李二郎（二郎神）。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又转赴都江堰鱼嘴，在鞭炮和万众欢呼声中，亲视开堰放水。

1941年、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数次在灌县、青城山居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寓居青城山真武宫。1945年8月11日晨，当他听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当即捐资在真武宫侧建亭，取名“闻胜”，并撰书刻碑一通立于亭中。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由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 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

李冰所创建的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是巧夺天工、造福当代、惠泽未来的水利工程，是区域水利网络化的典范。后来的灵渠、它山堰、渔梁坝、戴村坝一批历史性工程，都有都江堰的印记。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以上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且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放后，又增加了蓄水、暗渠供水功能，使都江堰工程的科技经济内涵得到了充分的拓展，适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江堰水利事业工程针对岷江与成都平原的悬江特点与矛盾，充分发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特性，“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悬江岷江与成都平原的矛盾，使其统一在一大工程体系中，变水害为水利。

两千多年前，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世界绝无仅有，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1833-1905)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1986年，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弗朗杰姆，国际河流泥沙学术会的各国专家参观都江堰后，对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高度评价。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建议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

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观景台”等处的人文景观；改建鱼嘴挖掘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和“饮水思源”石刻；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的水文学等，形成独具特色的都江堰水文化。都江堰有块石碑，上面刻着“深淘滩，低作堰”字样。

都江堰建于公元前256年，是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所以《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源远流长，惠泽后代，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遇难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以及“砌鱼嘴立湃缺，深淘滩、低作堰”的引水、防沙、泄洪之管理经验和治堰准则。

都江堰工程在两千多年运行中，充分发挥了工程潜能，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独具特色宝贵的经验。其中文化内涵丰富，反映了治水先驱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都江堰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充分反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性和长期性。都江堰水文化的内涵，反映了在工程修建、维修、管理和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遗产之一。这也是联合国评定都江堰工程为世界重要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都江堰水文化，其内涵深刻，是都江堰工程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原则，是治理都江堰工程的准则，人们称之为“八字格言”。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更是人们治理都江堰工程的经验总结和行为准则。“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凿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椿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勿擅变”。

治水三字经是千余年来人们治理都江堰经验的概括，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治理都江堰的行为准则。曾经有人批评《治水三字经》中的“遵旧制、勿擅变”是保守思想的反映。实践证明《治水三字经》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值得珍视和继承。所谓遵旧制、勿擅变者，就是在治理都江堰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治水三字经》就是千百年来治理都江堰工程的经验总结。“勿擅变”不是不变，而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实践证明《治水三字经》文化内涵，是人们长期实践的结果。随着人们继续实践，《治水三字经》的意义将与时俱进，长期指导着都江堰工程的保护与发展。

都江堰工程按水势和地形特征，以杩槎截流导流、卵石护岸、竹笼盛石筑堤、卧铁展示淘滩标准，以及“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和“深淘滩，低作堰”等遗迹构成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功能显著，显示出都江堰水文化特征，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至于降伏孽龙的传说，望娘滩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文化内涵深刻，体现了人们对都江堰的爱护和依恋之情。宝瓶口的水尺和古水则，更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指导着灌区人民正确运用都江堰水资源，使灌区工农业生产能够乘势利导，驱利避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每天在《川西日报》公布都江堰宝瓶口水位，让灌区人民及时掌握都江堰水情，安排生产和防洪抗旱等工作。宝瓶口水则，至今仍具有指导灌区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意义。李冰神像的出土，“卧铁”的发现，展示都江堰水文化，引起人们对建设都江堰先行者的缅怀和崇敬。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为中心的庙会活动。李冰主持创建都江堰，使长期苦于水旱灾害的川西平原一下子成为富庶的、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人民对他的感戴之情是没齿难忘的。两千多年来，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为天府之国带来的福泽一直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奠活动，也有老百姓的民间祭祀活动，官方的祭祀活动更为隆重。据史料记载，官方的祭祀活动正式颁定，是在宋开宝七年（929年），初定为每年祭祀一次，后改为每年春秋祭祀两次。早期的祭祀十分隆重，有十分隆重的血祭遗风。现代代之以“清明放水节”庆典活动，已成为都江堰特有的风俗。

时间：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农历6月26日

相传农历六月二十四是二郎神生日，两日后为李冰生日，正值鸟语花香之时，受到都江堰恩泽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二王庙焚香祭祀，怀念都江堰的缔造人李冰父子，由道庙主持举行盛大的“川主清源妙道真君”祭典大会，摆设道场三天。今二王庙庙会，不仅增添了歌舞表演、川剧表演等内容，还有川剧变脸等绝活展示；每岁庙会，二王庙内烟霞蒸腾，万人朝拜，空前盛况，不减当年。^[2] 

2014年4月24日上午，一尊重约两吨的无头石人像在都江堰外江闸口处被发现。^[3] 

2014年4月24日上午10时许，负责都江堰外江防汛清淤的工人在外江闸七八号孔下游的消力池工作时，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坚硬物体”。当他操控机器清理出物体周围的细小石块，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尊无头石像。都江堰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赶到后发现，这尊黄砂石像高2.2米、宽0.9米的石人足蹬官靴、宽袍大袖、背部束腰，除了无头以外，保存完好。^[3] 

都江堰年年岁修时都要清理河道。而这尊石像在河床浅表40厘米处出现，差点成为岁修漏网之鱼。^[3] 

1974年都江堰迁建安澜索桥，工人第一次在河床内挖出石人。后来，这尊石像被文物专家考证为李冰像，被移往伏龙观供奉。由于李冰像上镌刻有“建宁元年”字样，证明为东汉建宁年间所造，因此排除了是李冰所造石人的可能。1975年初，在距李冰像出土地点约60米处，一尊持锸石人像再度被发现，这尊“堰工”像，被多数考古界专家认为是李冰所造三石人之一。^[3] 

在这尊石人像出土后，工作人员把它与此前出土的几尊石像做了大致对比，发现这尊石像无论是雕刻手法还是服饰风格，都和“堰工”像十分接近，“说明两者属于同一时期。”至于2005年出土的两尊石像，则只保留了石像的形状，已看不出细腻的雕刻。^[3]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　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

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包括百丈堤、杩槎、金刚堤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设施。其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

在古代，鱼嘴是以竹笼装卵石垒砌。由于它建筑在岷江冲出山口呈弯道环流的江心，冬春季江水较枯，水流经鱼嘴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内江进水量约6成，外江进水量约4成；夏秋季水位升高，水势不再受弯道制约，主流直冲外江，内、外江江水的比例自动颠倒：内江进水量约4成，外江进水量约6成。这就利用地形，完美地解决了内江灌区冬春季枯水期农田用水以及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的防涝问题。

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泻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 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飞沙堰的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齐建武（公元494～498 年）时改祀李冰父子，更名为“崇德祠”。宋代（公元960～1279年）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皇帝敕封为王，故而后人称之为“二王庙”。庙内主殿分别供奉有李冰父子的塑像，并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等。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

伏龙观位于离堆公园内。其下临深潭，传说因李冰父子治水 时曾在这里降伏孽龙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现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有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所雕的李冰石像。殿内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词、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安澜索桥又名“安澜桥”、“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横 跨内外两江，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公元17世纪）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更名为“安澜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桥为钢索混凝土桩。

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桥为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

卧铁是埋在内江“凤栖窝”处的淘滩标准，也是内江每年 维修清淘河床深浅的标志。相传李冰建堰时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后来演变为卧铁。现有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朝万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国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游客在离堆古园内喷泉处能看到的这四根卧铁的复制品，其真品还埋在内江河床下。